毕竟是原子弹和氢弹,聂福骈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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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64年10月16日,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 17日,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名义向世界各国政府首脑发出电报,说: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
  17日,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名义向世界各国政府首脑发出电报,说: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原子弹爆炸的成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一夜之间中国跨进了核大国行列,全世界刮目相看。可是要做到这一步,却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其中包括了周恩来的心血和精力。
  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这件事,周恩来很早就已放在心上了。早在1949年春季,解放中国的炮声还在祖国南方大地上隆隆作响,要出国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钱三强,想趁机在法国定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一些仪器、图书、资料等。他提了这个想法,又有些后悔,因为人民解放战争正在进行,解放区的经济很困难,要拿出外汇实非易事。但是周恩来批准了。这件事使得中国的科学家感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新兴科学的发展大有希望。新中国建立后,从1950年到1954年,在周恩来的支持和关怀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用钱三强定购回来的这批仪器、资料和我国自己制造的实验设备,在20多个学科领域开展研究,培养骨干,为创建我国核事业作了基础准备。
  1955年1月3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我们应该使全世界人民知道,原子能如果为和平建设服务,就可以造福人类,如果为战争服务,就是毁灭人类。我国为了反对核战争,保卫和平,把原子能用于国家建设,造福人民,就要进行严肃认真的工作,必须掌握原子能。
  就在这一月,周恩来把薄一波、李四光、钱三强找到办公室,详细了解我国核科学技术研究和铀矿资源情况,告诉他们中央将要开会研究。接着,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彭真、薄一波等都参加了。会上,李四光、钱三强等汇报后,作了用仪器探测铀矿石的操作表演,当仪器接近铀矿石发出嘎嘎响声时,大家高兴地笑了。毛泽东说: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周恩来特别强调说:对人力培养要大力加强。这次会议对我国核科技研究和核工业建设有重大历史意义。按照周恩来关于要“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的指示,到1958年,我国建设成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
  当时,周恩来的思想是:我们要“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要根本上解决,就必须自己制造”。火箭专家钱学森回国不久,周恩来就亲自交代他写了一个《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1956年4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他亲自牵头负责筹备。导弹研究设计院、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等一系列科学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大力推动了我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聂荣臻曾经说,“1956年总理找我和学森同志谈组织航空工业委员会的事。就是说,我们要搞‘两弹’。那时候,主席也下了决心的,周总理很重视。”
  1956年,周恩来亲自领导制定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十二年规划。在制定这一规划过程中,他特别注意听取各方面科学家的意见,包括不同的意见。讨论中,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不发展,主要是基础科学太差,科学家太少,应该按照科学家的专长来开展工作,也就是按学科和专长来制订发展规划;另一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差,更应该瞄准世界先进水平,补齐缺门,基础科学要重视,但技术科学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更有直接影响,应以此为重点,也就是按国家需要,逐步建立起与国民经济相适应的各种科学技术研究机构,重点加强与生产的衔接工作。两种意见反映到周恩来那里,他表示:科学研究不能只为促进科学发展而发展,应该面向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总任务。于是,大家按照这个方针,拟订十二年发展目标和分类课题,起草成分科规划。周恩来认为,这许多不同学科中,总要有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对什么是重点,大家在讨论中又出现重大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是重工业,而重工业的基础是钢铁,科学技术的发展应以此为重点;另一部分人认为要实现现代化的方针,重点应该放在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上,以此来带动传统工业伎术和传统工业的改造,缺门的学科也要及时建立,以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两种思路两种对策,提请周恩来决定。周恩来认为:现代科学新技术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水平的标志,应当选定航天技术(当时叫喷气技术)、核技术、半导体、计算机、电子学和自动化为重点。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经过充分讨论,最后选定了57项重要任务。
  这时候,我国除电子学、自动化外,全是一片空白。要从头建立,谈何容易。“两弹”是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要有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组织是十分庞大的。周恩来亲自召集会议,从事组织工作和各方面安排,曾经组织过上百个部、委、局级单位,26个省、市、自治区和上千个厂、矿、院校、所,以及各军兵种的有关单位,分工协作,联合攻关。这种情况,是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和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才能做到的。人力集中了,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高等院校都办起了有关的科系或专业。1958年,我国第一台电子管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第一枚探空火箭上天;1959年我国研制成功半导体晶体管电子计算机。科技十二年规划提前五年,于1962年经过认真检查,具体项目基本上完成了,从而有效地解决了一批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使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一步,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1963年,周恩来提出,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主要要求是,实事求是,循序前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
  到了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摆在面前的一个重大决策问题是:我们的导弹、核武器要不要继续搞下去?是上马,还是下马?争议相当激烈。周恩来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表示要决心搞下去。他的态度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认为不能放松,更不能下马。周恩来提出,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搞出原子弹来。当时调整国民经济,全国其他基本建设几乎全部停了下来,但是这方面的工程不仅没有下马,反而有了很大的发展,决心要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
  1962年11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有七个副总理、七个部长参加(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领导我国的原子能工业建设和核科技工作。当时的国防部部长林彪曾经提出一个主张,叫做“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个主张没有重点,使下面捉摸不透。周恩来在专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先抓原子弹”的战略思想。在1962年12月4日的专门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原则同意了二机部关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准备工作的“两年规划”。这个规划在1963年3月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被正式批准。周恩来提出了“三高”的指导思想,即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那一天,周恩来派张爱萍为现场总指挥,全权负责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周恩来和贺龙、聂朵臻在北京,亲自在电话机旁听着现场指挥口令和倒数时间的声音。张爱萍在核试验场手持话简向周恩来准确地回答提问和报告情况。试验取得了成功,中华民族精神为之大振。世界友好国家和人民,纷纷向我国表示热烈祝贺和同情支持。周恩来说:我们原子弹一响,美国的冲绳基地就向关岛迁移了。他问二机部部长刘杰研制氢弹的安排考虑。刘杰答: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吃不透,大约需要三五年时间。周恩来说,五年是不是太慢了?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那时法国已经研制了四年多,还没有搞成功。各国对研制氢弹的技术都严格保密,只字不漏。二机部经过反复论证,向中央专门委员会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把原理探索作为突破氢弹技术的首要措施,得到了周恩来的首肯。1965年2月3日和4日,周恩来主持第十次专门委员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力争于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也就是说,要以比美、英、苏都快的速度把氢弹研制出来。
  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周恩来为大家制定了工作指导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十六个字充分体现了周恩来一再强调的要“保证产品的高质量”和“绝对保证安全”的思想。他还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方针,其中最重要的是1965年3月20日专门委员会议上他提出的“我们反对核讹诈和核威胁,不主张搞几百次核试验,因此我们的核试验都要从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都要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按照这个方针,我国从1964年10月到1987年6月的近23年时间里,只进行了33次核试验,而美、苏几十年来分别进行了800多次和600多次核试验。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300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提前实现了原定的1968年进行氢弹试验的目标。从原子弹到氢弹,是一个质的飞跃。实现这个飞跃,我国用了两年零八个月,与美、苏、英、法比,速度是最快的,技术水平也比美、苏首次试验的氢弹水平高。
  以周恩来为首的专门委员会,最初只管核武器研制:1964年开始也管航天事业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恩来要以此带动尖端事业的全面发展,并把专门委员会的工作转移到战略导弹和人造卫星上来。他说:“下半年重点抓战略导弹。要从东风二号抓起。”对于原子弹,他指出:要加速小型化,我们要真正制止核讹诈,就必须有自己的真正核威慑力量。在当时,要真正具有核威慑力量,核弹就必须能装在导弹上,否则是不行的。1966年10月27日,我国进行了原子弹和导弹结合的试验,导弹装上真的核弹头,在自己国内从发射场打到降落地。聂荣臻亲自指挥了这次试验,试验获得了成功。
  周恩来又提出:“两弹结合进展顺利,接着要抓战术导弹(地空、海防)。”这也是他的用突破战略武器来推动发展战术武器的思想。专门委员会的第十三次会议上,确定了战略、战术导弹共有十几个型号。周恩来进一步明确工作重点,指出战术武器的研制工作,“要为地空导弹让路”。在1965年12月29日至31日的第十四次专门委员会议上,周恩来还明确提出要求说:“明年是导弹年,要有收获”,“明年中程、高空、核弹头,有对空的、对航的、低空的,后年要出更大成果。”到1967年9月,我国防空部队终于用自己国产的新型地空导弹,把改进了的美国高空侦察机击落了下来。
  也是在这期间,专门委员会原则批准了研制攻击型潜挺。
  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的成功,是周恩来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正确思想在科学实践中的丰硕成果。这项工作,我国是从零开始的。钱学森说过:“大家想一想,假使中国没有原子弹、导弹,那中国是什么国际地位?”
  周恩来对每次核试验、导弹试验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都要亲自听汇报,找专家咨询,仔细检查各方面的准备工作,要求把各种不利或意外因素都考虑到,采取最可靠的保险措施。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核试验关系重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马虎,我们国家穷,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到,略有失误,都会加重人民的负担。正是由于贯彻了周恩来的指示,我国的“两弹”试验和外国相比,事故最少,伤亡最小,成功率最高。后来,1970年7月,核动力陆上模式堆运行试验准备就绪,中央专门委员会进行讨论时,周恩来着重审查了启动运行的安全问题,井指出这是核动力的起点,也是奠定核电站的基础。这年11月的一次专门委员会会议上,他提出我国发展核电站应当遵循“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的方针。1974年三四月间,他带病最后一次主持专门委员会会议,审查并肯定了上海的核电站建设方案。
  我国的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能够独立自主地顺利发展,十年动乱的严重破坏下也没有中断,并为大规模地发展科学技术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经验,这是和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与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共青团中央

  确定“两弹”攻关了,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聂荣臻想了又想,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提出了以下7条。

“两弹一星”中的“两弹”是指原子弹和氢弹,还是导弹和核弹?

  1.各科研部门要“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他提出:以地地导弹为重点,争取3年左右突破中程;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远程。原子弹方面争取4年左右建成第一套核燃料生产基地,设计试制出初级的原子弹;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试制出能用于导弹的小型核弹头。国防科研的其它任务,都要为“两弹”让路。

实际上,原子弹、氢弹和导弹都是“两弹一星”工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中,导弹作为核弹头和卫星的投送、运载工具,一直是“两弹一星”工程的重点发展项目;原子弹、氢弹发展为实战性核武器后,也合二为一称为“核弹”。“四弹共存”只不过是一定历史期内侧重点和提法的不同。

  2.要抓紧“开门七件事”,即新型材料、仪器仪表、电子元件、精密机械、特殊设备、测试技术、计量基准。力争使这七个方面能保证“两弹”攻关进程的需要。

我国“两弹一星”元勋、素有“氢弹之父”之称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去世的消息再次唤起国人对“两弹一星”伟大工程的关注和回忆。人们在缅怀于敏等国防科技事业功臣的同时,再次引发了疑问和争论:“两弹一星”中的“两弹”到底是哪两弹? 原子弹、氢弹、导弹还是核弹?

  3.进一步培养科技干部,一定要把这看作是发展国防科研的战略任务。

“两弹一星”明明的是“两弹”,但是,为什么会有原子弹、氢弹、核弹和导弹“四弹共存”的疑惑呢?实际上,上述“四弹”都蕴涵在“两弹一星”的概念之中,只不过是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侧重点或提法的不同。

  4.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技政策,首先是要落实保证由科学家对技术问题负责的技术指挥线畅通。从上到下,行政领导不要干预科技工作。

下面,让我们沿着我国核工业和国防科技事业发展的路径,再次重温“两弹一星”元勋的丰功伟绩。

  5.组织全国大协作,把国防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工业部、高等院校、地方科研机构,组织成五个方面军,协同攻关。

第一阶段:原子弹与导弹(1955~1964)

  6.要攻关,就要从上到下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又要实事求是,一步一个脚印,冷热结合,工作力求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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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科研单位的各级领导干部和所有工作人员,都要真正成为科技人员的“勤务员”和知心朋友,全心全意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服务。

1954年,我国在广西发现了铀矿床,中国有了自力更生发展核工业的基础。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为打破超级大国的核讹诈和核垄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作出了发展“两弹一星”的重大战略决策。自此直到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在这个阶段,我国“两弹一星”工程中,原子弹和导弹项目是重中之重。

  这些明确的方针、政策,统一了步伐,促进了“两弹”攻关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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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短战线方面,聂荣臻在坚持“两弹”攻关的报告中说:“前一时期??工作中也有些缺点,主要是战线太长,力量分散,不仅不利于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而且使国防尖端和工业基础之间本来就不太适应的情况更加突出起来。”因此,从苏联专家撤走起,他就提出要缩短战线抓重点的要求。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聂荣臻多次强调突破地地导弹是项战略任务。1961年4月,他对钱学森等人说:地地导弹系统是个战略问题,先定下来,搞成“三班”去安排科研力量。两个月以后,他对钱学森等解释说,“三班”的含义是,地地导弹在仿制的基础上自行设计近程、中程和远程导弹,这3个型号形成系列,集中力量搞,然后有多余的力量再研制地空、空空导弹。近程地地导弹仿制已经过关,正在少量生产,中程地地导弹是正在设计的,远程地地导弹是要探索研究的。

1.“搞原子弹,我看10年工夫是完全可能的。”

  导弹攻关,捷报频传。1964年9月,中国自行设计研制的中近程地地导弹试射成功,进入批量生产。1965年他又进一步提出,研制地地导弹首先抓中程的,准备中远程的,探索远程的。

毛泽东主席在这一时期的重要讲话和指示中,几次都明确指出要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和导弹。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做出了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他指出:“我们要不要搞原子弹啊,我的意见是中国也要搞,但是我们不先进攻别人。”

  这样,聂荣臻在领导导弹、火箭研究人员集中力量攻地地导弹技术关的同时,总结出了符合科学研究工作规律的“科研三步棋”的思想。1966年2月,他在给周恩来的报告中说:科研与生产不同,“就是在一定的计划时期内,研制工作要同时安排三个层次的型号:正在试验、试制(生产)的型号;正在设计的新型号;需要探索研究的更新的型号。这样安排,可以加强研制工作的计划性和预见性,并使不同层次的型号互相衔接,交替进行;预研工作也可以得到相应的落实。对同一型号而言,‘三步棋’是指预研、研制、小批生产三个阶段”。①聂荣臻的这一重要的理性认识,有力地推动了“两弹”攻关乃至整个国防科技事业的进程。

1956年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在核武器方面,缩短战线的做法集中到一点,就是保证1964年爆炸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

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原子弹,就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些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工夫是完全可能的。”

  1961年9月以后,聂荣臻多次对二机部的领导说:核武器研究力量要集中,西北核工业基地着重搞基本建设,要确保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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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8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陈毅、聂荣臻在会上见到了二机部部长刘杰。陈毅、聂荣臻关切地向刘杰询问原子弹研制的进展情况。

1958年6月21日 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言 倡议搞原子弹

  聂荣臻对刘杰说:希望你们早日拿出原子弹,以增强中国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地位。我们遵照中央的指示,要求全国科研部门,很好地配合二机部的研制工作,全国要“拧成一股劲,共同完成任务”。陈毅、聂荣臻两位元帅的话,使从事原子弹研制工作的所有人员,受到很大鼓舞。

2.谁来负责原子弹和导弹发展?

  刘杰对两位元帅的话想了又想。两位元帅要求早日拿出原子弹,这个“早日”究竟能在什么时间实现呢?

1955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后,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帷幕正式拉开。国务院国家工业体系发展规划中,核工业项目与研究机构日益增多。1955年6月,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发展工作的中央三人小组成立,陈云、聂荣臻、薄一波具体负责。

  回到北京后,刘杰与二机部的几位领导人研究了几天,就当时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试制生产和存在的困难进行了分析。他们作出了每一步都非常扎实的计划,最早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最后,写成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

1956年4月中央军委会议,周恩来听取了钱学森关于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会后,成立负责我国导弹事业的发展的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为聂荣臻。之前,时任哈尔滨军工学院院长的陈赓大将,也曾专门向钱学森请教关于导弹问题。钱学森说:“我是要建议我们国家搞导弹,这是很重要的军事武器,将来一定要大发展!”1956年5月10日,聂荣臻提出《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建议在航空工业委员会下设立导弹管理局,钱学森任总工程师;建立导弹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对此进行讨论。

  作出这个判断要有足够的科学根据,而要把这个判断上报中央,还要有充足的勇气,这等于是向中央立了军令状!二机部的领导人在上报前反复研究,一遍又一遍地论证,于1962年9月11日将报告上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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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10月,聂荣臻在听取二机部领导人汇报时指出:原子弹研制进展较快,今后仍应把好每道关,有专人抓,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1964年爆炸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来安排。

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聂荣臻根据“科研三步棋”的思想,看到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进展顺利,胜利在望时,他就对二机部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1963年9月3日,聂荣臻在听取刘杰、钱三强、朱光亚汇报时指出:中国发展核武器,最后着重是要搞战略导弹用的核弹头。因为中国空军力量薄弱,空投原子弹难起作用。二机部的工作要求是, 1964年准备好地面核试验; 1965年准备好空爆核试验; 1966年准备好核导弹试验;1967年争取试验氢弹。

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中央又果断作出发展导弹技术的决策。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11月,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具体负责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1958年2月,正式成立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局,建立起新中国核事业的领导班子,李觉任局长,郭会英、吴际霖任副局长。1958年5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卫一清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和空间物理的设计、研究机构。

  1964年5月,聂荣臻对五院和二机部提出了研制核导弹的问题。他说:原子弹与导弹的总设计师钱学森和钱三强都要参加,才能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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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弹攻关,在更高的基点上加速进行了。1964年10月,中国终于爆炸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

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从主管全国科学研究工作起,聂荣臻就十分重视贯彻全国一盘棋,进行大协作的方针。进入“两弹”攻关阶段,他深知,必须进一步加强全国大协作的部署,才能打好“两弹”攻关这一仗。

3.我们原子弹和导弹本来应该是“苏联式”

  聂荣臻指示中国科学院紧密配合“两弹”攻关。此后国防科委与中国科学院商定,组成两个协作组。导弹攻关协作组由钱学森、王诤、张劲夫、裴丽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刘西尧组成;原子弹攻关协作组由刘杰、钱三强、张劲夫、裴丽生、刘西尧组成。为此,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由谷羽任局长的新技术局,动员30多个研究所的大部分科研力量,共承担300多个科研项①《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57页。

1957年10月15日,中苏签署《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

  目的协作任务,大大加强了“两弹”攻关的力量。在中央批准聂荣臻关于坚持“两弹”攻关的报告以后,其他科研部门、工业部门和高等院校的积极性也很高,纷纷主动要求承担任务。这样,全国逐步形成了“两弹”攻关的大协作网。

根据协定,苏联将通过提供原子弹、导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派遣技术专家等形式,援助中国建立起综合性原子工业。其中,明确援助中国的原子弹的研究和生产,并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1959年4月前向中国交付两个连的岸对舰导弹装备,帮助海军建立一支导弹部队;帮助中国进行导弹研制和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在1961年底前提供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并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仿制导弹等条款。

  1962年9月,二机部关于建设原子能工业的报告上送后,10月,中央攻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二机部的报告。聂荣臻出席了这次会议。刘少奇在会上指示:中央要成立个委员会,加强领导,加强配合,请国防工办提出委员会成员名单报中央批准。据此, 10月30日,罗瑞卿在写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报告中,建议成立中共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统一领导原子能工业的建设和核武器的研究试验工作。毛泽东11月3日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962年11月17日,在聂荣臻列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宣布,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由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等人组成。

1959年6月,苏共中央来信,正式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资料,并终止合同撤走了专家。原本借助苏联帮助发展原子弹和导弹的道路走不通了。对此,毛泽东主席再一次定下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做好中国自己事的决心,他明确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1959年7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出指示:不理他那一套,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它既是一个权力极大的决策机构,又起着各方面的协调作用。1965年3月,中央决定, 15人专门委员会也管导弹的研究试验工作,调整增加了成员,改称中央专门委员会。在中央专委强有力的领导下,调动全国一切力量,为“两弹”研制开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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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荣臻对中央专委的成立特别高兴,他认为这是项关键性的措施,对“两弹”攻关的信心就更足了。

苏联撤走专家后的工厂 (图片来自中国军视网)

  中央专委总揽全局,将尖端武器研制工作的纷繁头绪化解开,转变为一道道十分明确的任务,安排下去。5个方面军的协作配合更加紧密了。中国尖端武器研制建设之快,与中央专委极有效率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二机部将苏联撕毁协议的时间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工程的代号,“596”项目不仅为我们造出了“争气弹”,自此也成为激励中国独立自主发展核事业的一个里程碑。时任负责研制导弹工作的国防部五院政委张劲夫同志以第一见证人的身份回忆这段时期时无不感慨地说:中央决定以自力更生为主研制原子弹,这件事太重要了。后来又决定自力更生为主研制导弹和自行研制人造卫星,统称“两弹一星”。

  在聂荣臻确定的7条措施中,从技术上说,要数第二条最重要。中国导弹、原子弹的研究工作在加速进行。理论研究上的难题,一个一个地被科学技术人员攻克。但在导弹与核武器的研制正在取得重大突破的前夜,所有的研究课题都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前提条件:尖端武器的研制需要许多新型原材料,需要高温合金材料、高能燃料、精密合金、半导体材料、稀有金属材料、人工晶体、超纯物质、稀有气体等。在一个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国家里研制尖端武器,它所面临的困难实在是太多了。领导中国原子弹、导弹武器研制的聂荣臻,对这一点感触尤深。在一段时间里,他经常提到的就是这些事情。他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一家人过日子,少不得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叫开门七件事”。而新型材料、电子元件、精密机械、仪表仪器、特殊设备、测试技术和计量基准等七个方面,就是办国防工业和尖端科学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好记好懂,成为科研战线家喻户晓的动员令。

4.“两弹为主,导弹第一”

  聂荣臻始终认为,仪器仪表、新型原材料等是中国武器装备科学研究方面,最为薄弱的环节。

1960年2月,中央军委确定了“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提出 “埋头苦干,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奋勇前进”发展国防科学技术特别是尖端技术的要求,得到毛泽东的认可。中国导弹的研制进入快速发展期。

  1960年1月21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仪器仪表已成为当前发展国民经济和尖端技术的薄弱环节之一。工业生产中,所需的仪器仪表配套,在数量上只能满足六成至八成。尖端技术所需仪表仪器,则还刚刚开始摸索研究。拿各类仪器仪表的品种来说,和苏联等先进国家比较,一般的品种只生产了两成至三成,特殊、高级的(如核子、电子仪器)则只有一成左右。火箭、原子能反应堆、舰艇、潜艇等所需要的高级仪表,则完全是空白。”聂荣臻在报告中说,已通知计委、经委、建委、国家科委、国防科委、五院、一机部、二机部等单位负责同志,组成仪器仪表和精密机械的规划小组,全面安排研究,确定试制和生产品种,并纳入国民经济计划,以求切实解决这方面的难题。并在两三年内,争取解决“研究试制需要新仪器,新仪器又需要新材料”的所谓“连环套”问题。由此证明,这样的基础工作,不得不与尖端技术研究同时上马。聂荣臻对此是早就深有体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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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例说,用于尖端武器的新型材料,至少有5600多种,大到导弹尾喷管的耐高温合金,能耐万度高温的导弹石墨尾舵,小到导弹、原子弹上用的特殊用纸,这样多的原材料研制,不可能全部由导弹、原子弹研究机构本身来完成,非动员全国的科技力量不可。由中央专委向各科研单位与工厂分配研究试制任务,各项工作的完成都很顺利。在当时,许多单位都以能接受尖端项目的研究任务为无尚光荣。这种大协作,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高度集中力量的优越性,以及当时中国人民集体主义和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

科研人员和工人用简陋设备功课技术难关

  尖端武器所需要的许多材料又都是“特”字号的,如特大、特宽、特雹特细、超纯等等。而我们的生产设备,难以生产加工这样的材料。聂荣臻不得不花大量精力关注这些材料的研究、试制和生产。因为他在这方面的体会太深了,后来甚至提出要成立专门的国防新材料研究院。可惜,这个设想被“文化大革命”冲掉了。

1960年10月23日,我国自行制造的首枚近程地地导弹“1059”导弹从南苑运往酒泉发射场进行飞行试验发射。此次试验委员会主任为张爱萍将军,孙继先、钱学森、王诤为副主任。聂荣臻元帅现场亲自指导。11月5日9时2分,导弹点火升空,7分钟后,弹头成功命中550公里外的目标区。聂荣臻元帅在发言中抑制不激动的心情: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059”导弹即后来广为人知的“东风一号”。

  “开门七件事”,特种材料向各个方面喊得多了,大家都在关心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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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开会时,刘少奇侧过身来问聂荣臻:“这几个特字,说了多少年了,什么时候能解决呢?”“我们正在认真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工作在不断地取得进展。”聂荣臻回答说。

“1059”导弹及参试人员在酒泉发射场进行飞行试验发射

  在聂荣臻领导下,各有关单位发奋努力,取得了辉煌成就。1965年,聂荣臻于4月到7月,分三次向毛泽东和党中央书面报告说:经过4年努力,过去许多靠进口的新型金属材料,已经能自己生产,共研制成新型金属材料6800多个品种。高温合金,可满足制造米格-21飞机的需要。电子、仪器仪表中的精密合金70多个品种中,已有55种可满足需要。特细、特薄的金属材料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40多种稀有金属元素,已能生产18种。新型化工材料方面,共试制出3900多个品种。在重水、高能推进剂、特种合成橡胶、塑料、树脂、特种感光材料、稀有气体、超纯物质、超纯试剂等方面,已可满足导弹、原子弹、航空及无线电工业等方面近期发展需要的90%。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方面,已研制成玻璃钢、玻璃纤维、特种水泥及胶凝材料、人工合成晶体、特种陶瓷、耐高温涂层、石墨、石棉等材料,共2000余项。这些材料,具有耐高温,耐腐蚀、耐磨损、耐辐射以及各种优异的光学、电学、磁学性能,初步满足了研制国防尖端技术的需要。聂荣臻在报告中也指出,这1.2万多种新材料中,有些性能还不够稳定,有的还不能工业化生产。

也就在这一年,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的总体设计方案也确定下来。虽然“东风二号”1962年进行的首次试射失败了,但是,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至7月,3枚“东风二号”导弹相继成功发射,中国具有了独立自主研制导弹的能力,为下步实现导弹与原子弹结合组成实战价值的核武器,以及后来的卫星发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些成就是值得自豪的。它不仅保证了“两弹”攻关的需要,而且,使中国军事和民用工业的发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1963年12月,中央专委决定:“核武器的研究方向,应以导弹头为主,空投弹为辅”。

  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到国防尖端武器对于中国的迫切需要,所有的研究院、所、工业部门、大专院校,都对国防科研开了绿灯。国务院各大部,都有一名副部长专门对五院和二机部负责,这是周恩来总理安排的。一是为了迅速解决国防科研问题,二是为了保密。国家计委、经委也都有国防科研的计划、经费和物资专管部门。周恩来总理怕这些当家理财的人们手头太紧,一再交待,“两弹”方面要多少钱就给多少。

1964年 9月1日,我国原子弹试验前夕,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决定成立由钱学森领导的“两弹结合”方案论证小组。实战性核弹头与运载工具导弹的研制工作同时争分夺秒地展开。

  “两弹”攻关经费完全保证使用,聂荣臻却经常提醒大家要节约办一切事情。他深知周恩来总理是很节俭的,操持这样一个大国、穷国,拨出的每一笔经费,都是不容易的。聂荣臻的态度是该花的就花,不该花的,一分钱也不能乱花。

1964年10月15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于新疆罗布泊试爆成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尽快实现“两弹结合”,研制成功导弹核武器。1965年5月14日,核航弹投放试验成功,中央专委随后立即组织集中力量研制导弹核武器。1966年3月11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听取关于进行“两弹结合”的试验论证报告,并决定先搞“冷试”后搞“热试”。

  20多年后,有人不时地冒出几句搞“两弹”花了多少多少钱,“两弹是用金子堆出来的”一类的话。原二机部的一位负责人说得好:“说花钱多的人,往往并不知道我们花了多少钱。搞国防尖端研究,我们是很节省的。和资本主义国家比,我们用的经费不知少了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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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节约试验费用,聂荣臻一再告诫研制部门,要过细地工作,要消除一切隐患,不能让导弹带着问题上天。“一颗导弹,就是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这是聂荣臻经常说的。中国的工业落后,管理水平也落后。

张爱萍将军在试验场向周恩来总理报告

  而国防工业的要求却都是高、精、尖的。为了保证不出问题,各道工序都要反反复复地几次检查。1964年,一次火箭发动机组装时,一个工人不慎将一个螺丝钉掉到发动机里去了。一分院将情况迅速上报五院。五院请示聂荣臻,聂荣臻当即表示,马上停止装配。他要秘书跟随张爱萍到现场坐镇,一定要找到这个螺丝钉。第二天,张爱萍和聂荣臻的秘书,认认真真地坐在装配车间的椅子上看着。有关的技术人员花了两个多小时,螺丝钉终于被找出来了。

1966年9月27日上午9时整,中国用自行设计研制的第一枚地地导弹,将核弹头从巴丹吉林沙漠投送到了新疆的罗布泊,核弹头在靶标上空精确爆炸。“两弹结合”试验的成功,结束了中国核武器“有弹无枪”的局面。也就在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文化大革命”前,有一次,陈云在广州碰到聂荣臻,关切地问:“听有些同志说,我们搞‘两弹’花钱太多,你说究竟花了多少啊?”聂荣臻说了个大概数字。陈云说:“想不到才花了这么些钱,搞‘两弹’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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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段时间,聂荣臻见了科研单位领导人就强调文明生产。他一看见车间里挂着的大字标语,开着音量很足的喇叭就反感。20年代,聂荣臻在法国的大工厂里做过工,他对西方的工业管理有着实际的了解,知道那些形式上的东西根本于事无补。所以, 1960年他就给中央写过《关于尖端、精密生产和研究工作中的清洁和秩序问题》①的报告。聂荣臻根本不允许在“两弹”研制中,有脏乱现象存在。

“两弹结合”首次试验成功后,聂荣臻和钱学森等人合影留念

  由于有着一整套严格科学的科研、生产、试验方面的管理制度,中国尖端武器研究、设计、试制、试验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远远超过世界上几个“核俱乐部”成员。

第二阶段:核弹与导弹

  1962年,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经济正在走出“谷底”。这时,中国的“两弹”攻关正处在关键时刻。1963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军工领导干部会议上,聂荣臻讲话时说:“‘两弹’要尽早地过关。尖端什么时候过关,这不但是个军事问题,而且也是政治问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天天在猜我们‘两弹’什么时候出来。他们最害怕中国人民拥有核武器、火箭武器,中国人民有了这些武器,他们向世界人民的讹诈就彻底地全部破产了。

我国在集中人力物力资源进行研制原子弹攻关的重要时刻,中央指示,原子弹研制成功以后一定要突破氢弹研制。为此,我国科学工作者从1960年就已经开始着手进行氢弹研制原理的预研工作。此后,我国氢弹跟随原子弹并行研发,成就了我国两代实战化核器的顺利发展。正是这一招妙棋,我国氢弹的研制时间大大缩短,创造了令全世界震惊的速度。

  去年8月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说:美国在1945年第一次使用原子弹, 1949年苏联作了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 1952年英国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到1960年法国也爆炸了,这是一个国际的核竞赛。他们最害怕中国拥有原子弹,但又不得不估计,中国是今后头一批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一。”①中国在当时的形势下,没有别的选择,就是要在继世界各主要强国之后,①《聂荣臻军事文逊,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409页。

1.未雨绸缪,“国产土专家一号”从零开始研制氢弹

  ①《聂荣臻军事文逊,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498页。

据原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回忆,我国核弹由原子弹向氢弹发展,既有领导层高瞻远瞩、超前筹划,也有科技工作者鞠躬尽瘁、团结协作。其中,钱三强起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

  争取成为拥有战略导弹和核武器的国家。

1960年6月,时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提出,氢弹是要以原子弹做引爆器,但它与原子弹有不同的原理和规律,与轻核聚变反应有关的理论问题,需要有人先作探索,宜早不宜迟。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杰与钱三强商量后提出氢弹预研项目,钱三强具体进行组织安排。1961年1月12日,钱三强亲自将秘密进行氢弹理论研究的任务交给了在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于敏等人。

  “两弹”攻关的辉煌成就,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许多科技人员和有识之士说:如果不是聂荣臻当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苦口婆心,以后又忘我地致力于“两弹”的攻关事业,那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于敏曾被日本原子核物理专家朝永振一郎赞誉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钱三强之所以把于敏从北京大学调入原子能研究所,就是为了加强氢核理论基础研究,通过先期预研,为原子弹成功后继续发展氢弹进行超前准备。在钱三强主持下,以原子能所“中子物理领导小组”为名,组织于敏、黄祖洽、何祚庥等开展基础研究,为后来的氢弹研制作准备。

正是由于钱三强提出的超前方案和独具慧眼的学术组织工作,我国氢弹和实战化核武器研发才能“立题早、动手快、方案巧”,确保了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西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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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先生、何祚庥先生在一起

统计原子弹到氢弹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法国八年零六个月,美国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和苏联四年零三个月。其主要限制在于计算特别繁复。当时中国的计算设备与上述国家毫无可比性:当时整个国内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使用时间分配给原子弹的计算,留给于敏等用于氢弹设计的时间仅有5%。于敏工作组只有人手一把计算尺,加上记忆力和废寝忘食地计算,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

自1960年到1965年初,于敏、黄祖洽等科技人员共写出了69篇研究报告,对氢弹的各种物理过程和氢弹的作用原理及可能结构,进行了多方面深入探讨,并解决了一系列热核材料燃烧的应用问题。张劲夫同志在回忆这段时期时,一方面,特别强调了于敏等科学工作者的顶梁柱作用,对于敏在氢弹设计方案和突破技术难关方面,进行了高度评价;另一方面,对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团队的的出色工作,也赞誉有加。

二机部作为当时制造核武器的主管部门,除从科学院调去一批专家外,还从一些高等院校调去朱光亚、周光召等科学家。这些科学家在我国核弹发展事业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体制的保障和集体的力量,才使得我国从原子弹到氢弹的这一发展过程,创造全世界范围内时间最短的辉煌计录。

2.“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我国原子弹爆炸试验虽然成功了,因当时国际承认的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是指威力更大的氢弹,我国核弹发展的主要工作转入氢弹的研制。毛泽东主席曾为此作出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氢弹义不容辞地成为新中国核弹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原子能研究所的“轻核理论组”一下子被推到了核武器研制的前列。

氢弹研制远比原子弹复杂,相关理论涉及理论物理、原子物理、核物理、中子物理、辐射流体力学、等离子体物理、凝聚态物理、爆轰物理、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等诸多学科。于敏院士生前接受采访时曾指出:“氢弹既有工程问题,又有技术问题,又有科学问题。是三者都有的一种尖端技术。所以要学的东西很多”。

众所周知,在当时重重技术封锁的国际环境中,核大国对相关技术更是绝对保密。时任“轻核理论组”副组长的于敏和同事们凭着造“争气弹”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零开始研制氢弹。

1965年1月,于敏与“轻核理论组”集体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1965年9月底,于敏率领研究人员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利用该所假期间空出的J501计算机(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当时国内速度最快)完成了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

上海的近百个日夜,于敏经常半跪在地上分析堆积如山的计算纸带,终于形成了一套从氢弹初级到能量传输到氢弹次级的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氢弹设计取得了重大突破。朱光亚院士评价称,在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的过程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被一同参与研究的同事们直接评价为氢弹的“首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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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完成的一套从氢弹原理到构型的基本完整方案

接下来的一年,氢弹原理核试验准备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众所周知,氢弹构型设计作为热核武器的核心关键技术,于敏独立自主创新了与美国的TU构型不同的本土构型——即后人以于敏名子命名的于敏构型。正是这种构型保证了我国能够以仅仅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由原子弹到氢弹的过程。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和英国之后,第四个掌握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的国家。试验现场蘑菇云腾起后,于敏拿到测试队报来的测试结果,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结果完全一样!”。至此,我国完全具备了设计实战型氢弹的条件。

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中国人凭智慧和毅力打造的自己的“人造太阳烟云升离地面10公里”,在距爆炸点以北250公里处仍能看到。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中国的速度创下世界之最: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前苏联用了6年零3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中国用了2年零8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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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照片

(图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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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颗氢弹

3.原子弹 氢弹=核弹

尽管氢弹空投试验爆炸成功了,但是根据实战需要进行武器化并装备部队还必须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设计,才能最终实现核武器的定型和应用。在于敏带领下,我国科研工作者抖擞精神再出发。氢弹的小型化、提高比威力和核武器生存能力、降低过早“点火”几率等后续优化设计工作紧张有序展开。最终,我国第一代热核武器定型并装备部队。在解决了核武器的有无问题后,我们科技工作者战斗精神不减,继续进行了第二代核武器技术和中子弹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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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于敏带领团队在平洞试验场开启了核武器研究的新征程(图片来源:中国经济网)

综上可知,原子弹和氢弹是我国核武器或者说我国核弹发展中不可分割、一脉相承的两个阶段。这一时期,虽然氢弹的研制和发展成为重点,但是,如果就此认为“原子弹和氢弹”是这一时期“两弹一星”工程中的两弹,是不合适的。

这一时期的“两弹一星”工程,原子弹、导弹、氢弹和探空火箭及卫星发射工作相继或同步展开。但是,从性质和功用来分,“原子弹和氢弹”可以用“核弹”来统称;导弹和探空火箭在钱学森的主导下共同发展,探空火箭则是我国人造卫星项目的必然组成。因此,这一时期,“两弹一星”工程中 “两弹”用“核弹、导弹”来表示则比较全面。特别是导弹和探空火箭作为核弹投送和卫星的运载工具,是“核弹”武器化和“一星”升入太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从这个意义上看,后期国人将“两弹”明确为“核弹和导弹”是有充分的理由和事实根据的。

结语

我国核工业和航天工业成体系发展的历程中,“两弹一星”既是时代赋予科技工作者的总项目,更是打牢国家工业基础的体系工程。“两弹一星”在短短十多年时间内,全面推进了我国的国防实力质的飞跃,广泛带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在整体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还锻炼造就了一大批具有独立自主精神、敢于挑战世界难题的科技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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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如今人们对“两弹”内涵和“四弹”间关系的关注和疑问,体现了大家对国家兴旺发达和早日实现国富民强目标的企盼,体现了对以钱学森、钱三强、于敏等为国家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的敬仰和热爱;同时,也是对“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更多形式的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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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 张 宁(青柠檬网络文化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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